來源: 作者:李攀 點擊數:189 發布時間:2017/1/6 8:48:47

一、不忘初心,永葆黨性

狄更斯《雙城記》中有一段極具震動人心之力量的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大伙兒面前應有盡有,大伙兒面前一無所有;大伙兒正在直登天堂;大伙兒正在直落地獄。”狄更斯所處的維多利亞時代正是大英帝國的巔峰時期。面對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狄更斯敏銳地體察到時代所應許的美好并未切實地落在每一個人的身上,所以好未必好而必然摻雜著壞,信仰未必值得尊重而必然摻雜著懷疑。這樣一種生存境域,顯然是不美好的:好與壞,智慧與愚蠢,信仰與懷疑,光明與黑暗,希望與失望,應有盡有與一無所有,直登天堂與直落地獄,這一組又一組對比強烈地顯示出個人的渺小足以為時代的強大所炫惑、所束縛、所吞沒,就如一葉小舟漂流進汪洋大海,無錨安穩船身,無舵指示航向。

于是乎,大時代和小個人就成了堂而皇之的借口,被各式各樣的人拿來消費:有的人把功名利祿視作自己安身立命的錨和舵,為了博取名利可以不計手段、不講底線,驕奢淫逸,貪污腐化,以至于自絕于黨和人民;有的人則認定自身一心一意所經營的那個小天地才是真實存在的,才是唯一值得肯定的,至于責任和理想是應當被懷疑并抵制的,因為它們統統都是外在世界所施加給個人的枷鎖;有的人把感官刺激的快樂當做確認自己存在的依據,而一些不良媒體為了追求持續的關注率,一味迎合這種需求,使得浮靡之風盈蕩天下;有的人則幻想有一種理想的政治體制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大時代和小個人的僵局,或乞靈于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或求法于上古三代,以至于忽視現實的復雜性和否定歷史的必然性。這幾種情況既然均是由狄更斯《雙城記》這一段名言中內蘊的大時代、小個人的思想因素所發酵而成的,我們大可以將這樣一種精神上的疾病狀態稱之為“狄更斯病”。

不可否認的是,很多共產黨員包括我自己都曾或深或淺染過這樣的病,雖然癥狀不盡相同,但病根兒其實都是一個:我們都被從人的類本質之中異化出來的那部分所擺布所奴役而不知,最后竟“反認他鄉作故鄉”!其實,在時代與個人之間本無所謂大小對立。“大”與“小”的對立,只不過一種人為設置出來的迷障罷了。產生這個迷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失信仰和疏離實踐。淪喪了信仰,脫離了實踐,模糊了對歷史的必然性的認知,就會使人陷入迷亂的境地,就會使人面對時代就會產生一種渺小感,面對社會就會產生一種壓迫感,面對歷史就會產生一種虛無感。試問:如果一個人有了堅定的信仰,對于歷史的必然性能夠充分地理解,切實地在實踐活動之中改造自身和社會,又怎么會對時代產生出龐大、對人產生出渺小的錯覺呢?作為共產黨員,正是因為迷失了黨性,才會染上所謂的“狄更斯病”,而對治這狄更斯病的藥方就是“不忘初心”,就是“兩學一做”。

“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是貫穿于習總書記“七一講話”中的一條主線。“不忘初心”所針對的現實情況正是“初心”在一定程度出現了遺忘。魏征曾說:“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對于全黨而言,“初心”就是根本和泉源。無本之木無法成活,無源之水無法流遠;而失本之木、失源之水,即使曾經長得很盛、流很很遠,也終將枯萎竭絕。“兩學一做”以學為基礎,以做為關鍵,這體現出知與行之間的辯證關系。對于每一個共產黨員而言,落實“不忘初心”和“兩學一做”,從其內向的維度而言就是要永葆黨性,從其外向的維度而言就是要知行合一。永葆黨性意味著對于共產主義信仰必須堅定不移,對于人類歷史必然性要有清醒認識,對于實踐活動絕不脫節。知行合一的辯證法,一方面是以知導行,使行有所依循;另一方面是以行驗知,使知更加切實。

二、知行合一,開拓創新

在黨校從事哲學教學和研究的工作,在知的層面上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行的層面上要以這個時代的實踐為依據,努力進行思想上的整合創新。

改革開放使中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發展也使得整個社會的形勢變得更為多元化和復雜化,這樣的客觀存在決定了古今中西各種價值和思想在當代中國的涌現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現象。甚至有些價值和思想因借時勢,在某個時期內成為一種浪潮。同時,以資本流動為主要內容的全球化運動,使得附著于資本之上的種種資本主義價值觀以普世價值的名義席卷全球。依照普世價值構造出的強勁的話語體系,使得中國在國際輿論環境中處于極為被動不利的境地。面對如此復雜紛亂的局面,哲學工作的重要性愈加彰顯。當代中國的哲學工作,必然是“中國人的哲學”,而非“中國系的哲學”。張岱年先生曾區分了“中國人的哲學”和“中國系的哲學”:“所謂中國哲學,可以指中國人的哲學,也可以指中國系的哲學。哲學可以分為數系,即西洋系、印度系、中國系。中國人的哲學,未必即是中國系的哲學,如中國佛學,便是屬于中國人的而屬于印度系的哲學。其根本態度、問題、方法,都是從印度來的,所以雖產生在中國,卻不屬于中國系,不是由中國哲學傳統中出來的,而是由印度哲學傳統中出來的。哲學的系別,在今日將趨于消失,但在過去確實存在。”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下,所謂“中國人哲學”:甲、從基本內容上說:(一)主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中特殊性的部分)、中國系哲學、西方系哲學(西方哲學中一般性的部分)三者為主,(二)同時兼包其他文化傳統中所產生出的各種思想資源。乙、從內在結構上說:(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基礎,(二)對中西方各種思想資源進行比較、分析、批判和吸收。所以,在中西方哲學的比較與分析這一工作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天然的在場性乃至主導性。對世界的真理性和歷史的必然性的認知是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強大根基,也是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根本原因。基于歷史的必然性的認知,要求樹立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基于世界的真理性的認知,要求我們必須依據客觀世界的運行機制和變化規律不斷調整我們的行為、制度和思想,從而推進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是對思想進行整合創新的依據。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從其背景而言分為三個方面:第一是含有強烈西方價值色彩的“普世價值”、“東方主義”與“歷史終結”等概念和命題,伴隨著資本和信息的全球化流動而彌漫開來。這決定了哲學整合創新必須體現出繼承性和民族性。第二是改革開放使中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發展也使得整個社會的形勢變得更為多元化和復雜化,這樣的客觀存在決定了古今中西各種價值和思想的涌現不是偶然的現象。試圖采用某一種現成的思想,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問題,這種想法顯然是削足適履。這決定了哲學整合創新必須體現出原創性和時代性。第三是目前中國經濟的總體形勢正處于L型的樣態,只有通過供給側改革,完善制度,激發創新,才能保證經濟轉型成功,從而渡過嚴冬,迎來春天。制度的完善,技術的創新,都需要一定的知識基礎,這就要求各種學科既要不斷開拓知識領地,又要加強彼此之間的融合。這決定了哲學整合創新必須體現出體現系統性和專業性。

作者:李攀

單位:中共廣西區委黨校教務處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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